这项研究发表在《医学互联网研究杂志》上，该研究结合了200多名学生的智能手机感应和数字问卷，这些学生参加了一项研究计划，该计划跟踪整个本科生的心理健康状况。

达特茅斯大学心理学和脑科学讲师杰里米·哈金斯说：“ COVID-19对我们所研究的大学生的情感健康具有直接的负面影响。”“与往年为该组确定的基线相比，我们观察到心理健康和行为发生了大规模变化。”

在学生研究组中，自我报告的抑郁和焦虑症状在COVID-19发作时显着增加。当时，与COVID-19相关的重大政策变更也已到位，包括要求学生离开校园和改用远程学习的要求。

这些变化与课程结业和期末考试相吻合，这对任何一个学期的学生来说都是最紧张的时期之一。

根据这项研究，在最后的考试期过后，随着学生安顿在就地庇护所，焦虑和抑郁感有所减轻。这表明面对COVID-19具有一定的应变能力，但水平始终比以前的学期更高。

与以前研究的术语不同，久坐时间在今年春假期间急剧增加。

“对于这些大学生来说，这是非典型的时期。虽然春假通常是一个压力减轻和体育锻炼增加的时期，但是2020年春假对于参加这项研究的学生来说压力很大，而且局限在此。我们怀疑这种情况对于全国有大量大学生。”哈金斯说。

这项研究使用了达特茅斯开发的传感应用程序StudentLife从学生志愿者那里收集信息。StudentLife被动地从用户的智能手机收集行为信息，例如电话使用时间，手机解锁次数，睡眠时间和久坐时间。

使用每周一次的自我报告评估收集的抑郁和焦虑数据也通过StudentLife应用程序进行管理。

“这是我们第一次使用电话中的传感器数据来提供独特的行为洞察力，以洞悉学生对大学校园中流感大流行的反应，”1915年阿尔伯特·布拉德利(Albert Bradley)于1915年担任三世纪计算机科学教授的安德鲁·坎贝尔说是达特茅斯大学的学生，也是StudentLife研究的首席研究员之一。“我们计划进一步分析这些学生在进行这项研究的远程学习过程中在身心上的适应方式。”

在研究中，研究小组还报告了焦虑与COVID-19新闻报道之间的联系。抑郁症与新闻报道之间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但没有那么强烈。随着新闻报道的增加，久坐行为增加，电话使用时间延长。